杜拉克專欄: 生產力的管理,在於work smarter!

一月 05, 2015 No Comments by

前言:

杜拉克認為,許多經濟學家著迷於總體經濟的宏觀見解,把注意力都放在那兒,似乎都忘了個體經濟的生產力進步,才是推動總體經濟成長的基本面。這些經濟學家誤以為,生產力是自然而然產生的。杜拉在在這篇文章中指出,「生產力是所有經濟價值來源」,而讓事業個體產生生產力的核心人物,就在於管理者,長時間加班、投入更多生產要素不能保證能提升生產力,work smarter 才能!

 

讓資源具有生產力,是在管理上必須明確指出的工作。

 

如同「管理者」的其他職責,如創業精神、及行政監督方面一樣,需要加以另眼看待。綜觀歷史,在一百年前人們發現資源可以透過管理,來提升生產力時,管理便被視為一個獨特的社會功能。只有管理者(非天生或經濟學或政府所定義的),能讓資源具有生產力。

 

資源可在工廠或公司、商店、醫院、辦公室、港口、研究室中取得生產力,而這需視各管理者的責任範圍內,資源被用以生產,或喪失多少生產力而定。

 

一世紀以前,馬克思(Karl Marx)在其最終未能完成的資本論一書中,根據「無法改變的資本生產力消耗法則」,提出「資本主義(capitalism)」(馬克思去世後才創造的專有名詞)「即將滅亡」的大膽預言。馬克斯不斷重申19世紀經濟學家視為原則的事,而如果真存在一個減少「資本(capital)」(或任何其他資源)生產力的「法則(law)」,則每個經濟系統確實會毀滅。

 

然而,以史學繆思所偏好的一種反諷方式,人們發現到透過管理,生產力可持續且刻意的增加,恰好與馬克思大膽預言「無法改變衰退(inexorable decline)」的時間非常相近。

 

此一發現也解釋作為馬克思「科學事實(scientific truths)」的另一個「必然性(certainties)」─ 勞動階級貧窮化,財富集中於越來越少數的「剝削者(exploiters)」手中,或是社會大眾介於一個非常小且萎縮的「擁有者(owners)」群體和一個量大、成長的「薪資奴隷(wage slaves)」無產階層群體之間,何以未發生於有成熟管理者和管理制度的已開發國家中。

 

轉折點源於1875年左右,泰勒(Frederick W. Taylor)發現到,透過管理工作可增加生產力。

 

在泰勒之前,唯有更努力工作、延長工作時間才能有更多產出。但泰勒理解到取得更多產出的方式是「更聰明地工作(work smarter)」,也就是要更具生產力。他認為工作的生產力不是勞工而是管理者的責任,而且雖然他沒有把此一深刻的見解闡述為理論,但他也認為生產力是把指定的人力資本資源、知識應用於工作的結果。

 

 

相較於19世紀時,泰勒把知識用於勞動工作者上,如今我們知道,知識必須用於所有的資源:資本、關鍵實體資源、時間和知識本身。

 

當然,我們現在知道,一個令人信服的經濟理論,必須根源於能產生價值的生產力。馬克斯思想的來源,全然可回歸於李嘉圖(Ricardo)和亞當史密斯(Adam Smith)於19世紀的勞動價值理論(譯註:從供應面解釋,商品由生產者訂價),而這個理論完全錯誤,即使是馬克思主義者也需要捨棄它。但全然拋棄價值理論的英勇嘗試,這個嘗試始於100年前的奧地利學派,並在當今凱因斯主義者(Keynesians)和費里曼德主義貨幣學派支持者(Friedmanites)「價值中立(value-free)」(譯者註:從需求面解釋,總體環境與消費意願呈正向關係)的經濟分析時到達高峰,也已證實以失敗告終。我們真的需要一個以價值理論為基礎,名副其實的經濟理論;但這個理論需要以「生產力是所有經濟價值來源」做為基本條件。

 

至今對於增進生產力,我們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。我們知道生產力的增進有一部分是透過創新 – 將資源從舊有、衰敗,轉換成新的運用方式所達成,而其他部分則是透過持續改進現有的資源運用方式來增進生產力。我們了解到我們需要對每一個生產力因子:資本、天然資源、時間與知識下功夫,然而我們也知道,對一特定流程、特定的營利事業、特定經濟的運用上,最終所有資源的生產力才算數。

 

我們知道最重要的是,生產力的創造與毀滅、獲得改善或遭受侵蝕,是在所謂的個體經濟上:即個別營利事業、工廠、商店、或辦公處所,各個層面所發生。生產力是管理的責任所在。

 

生產力在上個世紀所有已開發國家中,或者至少發展市場經濟的國家中,一直穩定的上升,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,都是以目的為增進生產力的資源管理為基礎。這不單只應用在製造領域,對19世紀每一位經濟學家(包含馬克思)所「認知」完全不具增進生產力的領域:農業,其生產力的增進甚至比製造領域更快速,事實上,從19世紀到20世紀由於農場工業化而來的生產力爆發,讓已開發國家中沒有更大的變化能超越經濟形勢的改變了。而今醫師的生產力也比1900年的醫師多了數倍,80年前由於路程緩慢,醫師要把多數時間花在駕馬車、來回奔波於偏遠的農莊間,1980年醫師則居住在病患密集群聚的都會區;而且要感謝汽車,現今連小孩都能被舒適且安全的帶往醫師辦公室。今日的醫師一個工作天的看診量,比起八十年前的前輩大約多了10倍。而在沒有技術創新,單單只有持續下功夫在更佳管理下,今日商業銀行所運用的一塊錢產生的生產力,比起一世紀前多了100倍 – 代表今日在商業銀行的一塊錢存款,比起19世紀末多支撐了約100倍的交易量。

 

這樣爆發性生產力的膨脹,完全改變了我們對經濟與經濟學的看法。馬克思與其他所有19世紀的學者認同「回報遞減定律」,因此他們專注在個體經濟上的供給增加。在本世紀的前25年,生產力的膨脹讓這樣的顧慮顯得多餘,或至少過時了;因為生產力看起來能顧好它自己,所以經濟學家就把焦點轉移到供給面上,並且也隨之轉移到了總體經濟。

 

凱恩斯十分清楚在他的理論中完全沒有顧慮到生產力,當他年輕在劍橋講堂被質疑這點時,他總是回答如果事業主擁有正確的總體經濟觀,也就是,被給予正確的需求政策,生產力就會被事業主照顧好。


在1920年代凱恩斯發展他的想法時,那樣的想法還站得住腳,但今非昔比,在各種資源的生產力穩定增長一世紀後,生產力已經停滯不前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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